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(2/3)

海路的通，在初期，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，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。北方的侵略者，乃蒙古原的民族，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，这是几千年以来，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。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，其形也就变了。十五世纪末叶，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。其时可萨克族（kazak，即哈萨克）又附俄，为之东略。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，次第被占。

至明末，遂达鄂霍次克海，扰且及于黑龙江。清初因国未平，无暇顾及外攘。至三藩既平，圣祖乃对外用兵。其结果，乃有1688年的《尼布楚条约》，订定西以额尔古纳河，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，以外兴安岭为界。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。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，心怀不服，而中国对边陲，又不能实力经营，遂伏咸丰时戊午、庚申两约的祸。

这在当时的中国，如何能说得明白？于是圣祖大怒，将多罗押还澳门，令牙人看，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（教皇仍不变其主张，且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。教士传教中国者，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，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）。至1717年，碣石镇总兵陈昂说：“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，广州城外尤多，恐滋事端，请严旧例严禁。”许之。1723年，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，概行安置澳门；各省天主堂，一律改为公廨，亦许之。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，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。

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，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。然他对于西洋人，本上仍存着一畏恶的心理。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，曾说“西洋各国，千百年后，中国必受其累”。这在当时的势，亦是无怪其然的。在中国一方面，本有这心理潜伏着，而在西方，适又有别一派教士，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，说他们卖教求荣，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。于是教皇派多罗（tourmon）到中国来禁止。

教。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，正因其人学艺之、传教的烈，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。在当时，科学的价值，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，后一派的见解，自然容易得势。但是输外国的文明，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。

当《尼布楚条约》签订时，中、俄的边界问题，还只限于东北方面。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（前此外蒙古对清，虽曾通商，实仅羁縻而已），于是俄、蒙的界务，亦成为中、俄的界务。乃有1727年的《恰克图条约》，规定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，至沙宾达哈为止。自此以西，仍属未定之界。至1755、1759两年，中国次第平定准、回，西北和俄国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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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上，本有一所谓邪教，其容仅得之于传说，是十分离奇的（以此观之，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，亦必多诬蔑之辞），至此，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上去；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，因战败而准许传教，有以兵力迫传布的嫌疑，遂伏了几十年教案之。至于通商，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，并没有维持的必要。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，就禁绝了，也未为不可的。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，事实上，一件事的措置，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的。当时的通商，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，而在官和商，则都是大利之所在，如何肯禁止？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，自然对于外人，不肯不剥削，就伏了后来五通商的祸。

在当时，即以历法疏舛